課綱微調拆解（三）政府、學生與社會大眾面對微調爭議的姿態

　　最初決定要分三篇寫自己對課綱微調的想法時，並沒有預料到後來一周的發展。短短的一周內，發生了很多事情。學生衝進教育部、林冠華燒炭離世、學生與吳思華會談，後來甚至連蔡英文和白狼都出現了。直到今天，學生宣布撤離。

　　我經常在想，真正觸怒學生的是什麼？或者學生真正在尋求的又是什麼？可能不只是對「課程綱要之意義與理想」有所期待，也不只是對於「國家、土地、文化的認同衝突」，恐怕還有一些對於政府、政黨與師長的不信任？這一篇，便是針對政府（教育部）、學生與其他社會大眾的聲音做個整理與討論，也會觸及教育部課綱資訊不透明與學生抗爭的議題。

三、政府、學生與社會大眾面對微調爭議的姿態

政府的態度

　　課綱微調，其實是從2014年開始的事情。當時的教育部長還是蔣偉寧，一月公布沒多久，抗議就緩緩延燒，而教育部的回應始終是這一切「合憲、合法、合程序」，但卻遲遲不公開審議會會議紀錄和檢核小組成員名單，也因此臺灣人權促進會提起訴訟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15年2月12日判決教育部違反「政府資訊公開法」下公開公共訊之相關規定而敗訴（請參考：〈判決翻譯機：教育部課綱微調案〉）。然而直到8月3日的對談，吳思華仍然以課綱內容本身具有正當性（沒有違法）為由拒絕撤回或暫緩（至於成員名單，則說要詢問成員意願再行公布）。

　　教育部的作為引起很多懷疑和憤怒，並不單單是因為課綱的內容而已，而是政府一直給人「虛應故事」的感受。從五月的公文請各校採用新課綱，後來教育部自認「妥協」提出彌補方案：

1. 新舊課綱併行
2. 新舊課綱差異部分，不列入大學入學考試命題
3. 即刻依程序啟動課綱檢討

同時也提出未來「大家一起寫教材」的計畫。這些方案固然能在表面解決新舊課綱的問題，但也盡失課綱的存在意義。學校教師有選書權，選擇新或舊課綱規範下的哪一版本，是各校自由，如何教當然也是教師的自由，因此這些方案能解決表面上「新課綱遭反對」的問題，可是政府對自己犯的錯與核心的問題都隻字不提。

　　讓事態升溫的，其實是政府的態度。

　　包含臨時取消座談會、敗訴仍上路、警察逮捕記者、吳思華始終不現身面對學生又要向學生提告等等，這是真正激怒學生與部分民眾的。當學生衝進教育部部長室，有法律可以依循，吳思華當然就可以提告。在民主社會，規則是多數人認同的，當我們衝撞規則，或時不時「網開一面」，就是在破壞規則。當「特例」出現的時候，應該要思考的是人權與結構性的問題，進而討論規則有無修正的必要，就像大家討論死刑或同性婚姻一樣，修正規則需要經過討論，且關乎人權時也不總是誰說得大聲就有用（白人大聲也沒用，黑人的人權是需要被堅持的）。但是當政府對自己「網開一面」，無視課綱程序不透明違法敗訴的事實，卻對人民嚴格規範，要向學生提告，這荒謬便令人難以接受了。

　　令人難以接受的其實並不是「學生衝進教育部而被提告」，而是政府的不一致與自我寬容產生了荒謬。

　　若看了8月3日下午吳思華與學生代表對談的情況，可以發現學生與教師代表除了訴求，也期望看到政府的「誠意」。但吳思華始終回應課綱微調早已公布，也已走完程序，除非能夠證明不合法或不適當，才可能撤銷。嚴格來說，吳思華此話並不無道理，就是要求學生走法律途徑，但是面對學生、學者或大眾條條指出新課綱在程序上、內容上的種種疑點，吳思華此話之淡然恐怕也暗示了在政府面前無論如何都無法證明其不合法或不適當。而針對學生關切的歷史真相與理想課綱，也沒有正面回應，一切都是「之後再說」。

　　政府始終無法與學生達到「真正的溝通」。羅怡君〈反課綱事件啟示--是溝通無效？還是無效溝通？〉寫到：

事實上跟孩子溝通的確是最不容易的事，因為他們直接、乾脆、不會妥協更不會輕易放棄，唯有勇敢的與孩子一起面對衝突、誠實的觸碰敏感的核心問題，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溝通。

真正的溝通是能接受他人觀點而改變自己立場的。不論孩子們多有道理，但若我們心裡有『聽孩子的就輸了』的感覺，甚至在意自己的面子而不願改變態度時，那麼溝通的精神早已消失殆盡，也不可能有理性思考、平等對話的空間了。

和孩子們溝通也可以是最輕鬆的事。有沒有真材實料最重要，只需要自己準備好回答孩子的為什麼，能不能回答出決策背後堅持的理由和原則，如果可以，那麼別擔心，孩子會對我們更加敬重，改變決定其實是件光榮的事。（案：並非一定要「改變」才是尊重，而是要聆聽不同立場，切中核心問題進行討論，才有可能達到雙贏。）

然而「觸碰敏感的核心問題」就是政府最不敢或不願做的。而這也是人民對政府感到不信任的開端。在不信任的社會，衝突永遠不會終結。

學生的行動

　　這次高中國文、歷史、地理與公民的課綱微調，直接影響的就是高中生們，但恐怕一開始也沒有人想到高中生會主動出擊。學生的行動可分為兩大階段：

1. 思辨與發聲

　　四月開始，陸續有高中生組織起來、自主發起校園座談，讓更多同學一起了解課綱微調，在許多影片中，可以看到學生在提出微調的相關事實時，提醒同學思考其中可能隱含的問題，而不是直接提出自己的評價。這樣的事對許多學生來說是第一次，不僅喚起了學生對社會議題的關心，更是重新深入學習歷史、公民的契機。
　　在社會中發聲，對高中生來說並不容易。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的發言人王品蓁就說：「有人說很多人在後面干涉，但我覺得，教育部的不理睬是因為我們沒有投票權，才要呼籲大人站出來。我們只是高中生，沒有資源，誰來幫忙，我們都不會拒絕，因為學生需要力量，但這些人不會介入組織的主體性。」雖然許多人認為學生被洗腦，但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幾經慎思、堅守立場的學生，企圖運用大人的資源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

2. 抗爭與退場

　　激怒學生採取抗爭行動的，是教育部先將原定接近期末的各區座談會取消，7月23日舉辦座談時部長吳思華依舊沒有出面，而各區教育部代表的發言或回應完全無助於對話，僅是老調重彈，而引爆學生衝進教育部部長室。學生游騰傑說明：「他們會決定衝這一次，是因為當天晚上在師大附中的座談會，還是覺得教育部的態度非常敷衍。另一部分是因為時間的緊迫，八月一日就是法定的新課綱上路時間，倘若我們還是繼續在體制內行動，無法擴大影響層面。希望能引起注意，讓大家思考，在開學的時候引起更多人自主行動。」當學生的目的是擴大影響層面，衝進教育部確實達到了效果，卻也連帶引來反對的聲浪，因為衝撞在許多人眼中就是「不應該」，這也使課綱議題牽扯上抗爭的正當性問題，而更顯複雜。

　　而林冠華燒炭自殺那天，事情的複雜程度與憤怒的延燒更是一齊上升。那幾天出現許多咒罵吳思華的言論，也引起許多家長擔憂、焦慮、恐懼的反應。但是那天學生組織的主要成員中，也有學生呼籲大眾不要只是為了林冠華的死站出來，而要回歸到課綱議題上。

　　8月3日下午吳思華與學生代表對談破局，當晚蔡英文前往教育部聲援學生，但隔日在立法院民進黨選擇撤回召開臨時會的提案。隨颱風來襲，反課綱學生代表也宣布8月6日晚上撤離教育部，未來將繼續監督各校自由選書，並回到家鄉推動反課綱。

　　台中一中蘋果樹公社發言人廖崇倫最後說：「我們是在假裝堅強的過程中，學習真正的勇敢；這次不要哭泣，假裝一次堅強，也許我們以後會得到真正的勇敢。」「在這160幾個小時，我們從來沒有一刻想要退卻，今天的退場，絕對不是我們對教育部，及這個醜惡的國家機器的妥協。今天是一場活動的結束，更是一場運動的開始。......我們將繼續監督政府、監督這個部門、監督台灣的教育體制，在從今以後的每一天。」

　　請參考：〈對於衝進教育部的孩子們，你真的了解他們嗎？〉

社會大眾的反應：支持與反對的聲浪

　　因為會和父母討論此事，所以也有機會聽到父母輩的聲音，而不只限於臉書上朋友幾乎清一色的支持學生。諸多不同的意見總括分類來看，經常出現的聲音大致有下列六種：

1. 學生是被操控的、盲目的
2. 學生是可憐的、值得同情和支持的
3. 師長是痛心的
4. 民進黨和社運人士操控學生
5. 國民黨（或政府）是邪惡的、傾中的、冷血的
6. 沒什麼好抗爭的、抗爭是不好的

上述六點經常和課綱本身的問題牽連在一起，事實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問題。

1. 許多長輩認為「學生是被操控的、盲目的」，背後隱含的是要怪罪於在野黨（討厭在野黨），或者因為擔憂而要以此說法勸退學生。但是以偏概全地否定學生付出行動的自主性，其實抹殺了許多學生的努力，等於不信任學生，自然也無法聽進學生的話了。
2. 認為「學生是可憐的、值得同情和支持的」的人有些會高喊「不應該告學生」、「吳思華冷血」等等，或者在學生自殺後，投以同情。但是，我想「同情」、「同理」、「接納」和「認同」的意思是不一樣的：「同情」只是能感同他人的處境是可憐的；「同理」是能夠理解他人行為的背景因素為何；「接納」則是理解後能夠接受或諒解，但不等於「認同」對方的方法或價值觀。李崇建老師說：「接納與認同不一樣，接納是一種對生命的諒解。」張愛玲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諒解與慈悲並不等於要在規則上網開一面，而是要以什麼樣的姿態去對待對方。
3. 在林冠華自殺後，媽媽和我說家長會非常受傷。「師長痛心論」在此時急速膨脹。但是，學生自己難道不也在受苦、受傷嗎？感到疼痛的不會只有父母或老師，更不應該因為感到疼痛而譴責學生，因為首先直接面對痛苦的，是選擇付出行動的學生。學生與師長若無法相互理解與諒解，自然會有衝突，痛的不會只有一方，必然是雙方。
4. 不少人說「民進黨和社運人士操控學生」，也傳出一些證據。在我看來，這幾乎是必然會發生的，政治的角力，不可能不影響課綱議題。但是，同樣的，不應以偏概全，把所有學生都當作在野黨的勢力，輕易的歸類對學生來說是一種汙衊。況且，停留在爭論這是「國民黨的錯」還是「民進黨的錯」對議題本身毫無助益。
5. 在林冠華自殺後，「吳思華冷血」變成一個口號，連帶也有許多人說國民黨（或政府）是邪惡的、傾中的。我認為，對官員或政治人物冠上「冷血」、「邪惡」諸類詞彙，其實是很不恰當的，我們為何能夠輕易地為一個其實只能看到表面的人下人格評斷呢？我們始終無法看到這些檯面上的人物在檯面下是什麼樣子，在檯面上自然有「如何表現、如何發言會更有效」的問題，但人格是檯面下的事，不是我們能加諸評斷的。至於「傾中」，這是國民黨一直以來諸多作為讓人民下的判斷，就是立場的選擇問題了。
6. 學生衝進教育部，並佔領教育部前廣場後，主張「沒什麼好抗爭的」、「抗爭是不好的」這樣的聲音越來越多，就像太陽花運動那時一樣。這次還出現「舊課綱也有問題為什麼以前都沒人抗爭」這種說法。很多事情需要靠抗爭才有可能突破，卻也不是每一種抗爭都能類比。或許學生衝進教育部是不明智的，但絕不代表諸多抗爭手段沒有價值。抗爭並不是「一定要得到我想要的結果」這麼單純，抗爭是一種強力的發聲，用讓大家不得不看到的方式，將一切攤開在眼前。通常提出「抗爭不好」的人，是因為安穩的生活對他來說比較重要，但抗爭本身卻確實是刺眼的，就是刺眼，才會牽動關注；就是刺眼，才有機會鬆動社會既定的觀點。刺激人們無論站在哪一方都去思考，才有機會進步。

總結上述六點，任何一種支持某方或反對某方的言論，有時總流於情緒，停留在辱罵、批評或者為反對而反對。幸運的是，我能與家人將自己的觀點一一梳理出來討論，不至於將情緒和每件事混在一起談。如果期望安穩、希望學生不要受傷，因而反對學生去抗爭，或認為新課綱或教育部的作法並無問題，就混淆事情本身與自己的感受了。

　　如今學生退場了，抗爭告一段落，但監督與思辯不會停止。唯有去聆聽不同立場的聲音，不停止思考，社會才會進步。課綱微調一案對每個世代都有所衝擊，正視這個衝突，挑戰自己的價值觀，在反覆的辯證中釐清「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為什麼我現在會在這裡？我是誰？」然後，真正的穩定和信念才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