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可以限制學生的衣著嗎？《學生權利守則》告訴你

最近熱門的教育議題真不少，例如學校對學生制服的限制問題、高中與大學教官是否應退出校園、高中學生抗議不得強迫上第八節課。有趣的是，這些問題都和學生的權利有點關係。

　　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出版的《老師，我有話要說：學生權利守則》，特別說明：「教學生權利，不是在教『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而是在教『同理心』、『平等情』。」要真正落實校園民主，就應當讓學生得以行使權利救濟，讓校規不再是單向的規範，而是雙向共同建立的文化。

　　當今校規的制定方式，仍然多是學校的單向規範，學生總是被動的受規範者，鮮少聽聞學生積極主張自己的利益應受到保護，因為連發聲都可能導致更不如意的下場。但最近越來越多學生勇於發聲，無論是台中女中的學生在朝會時集體脫下裙子，要求校方讓她們可自由選擇穿著裙子或褲子進出學校；或龍潭高中的學生提出將第八節課輔訂為預設課程是不合理的，欲爭取上輔導課的自由選擇權，這些都顯示學生開始對於人權、民主、法治等議題有所感受，更加以主動學習。

　　那麼，作為老師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何和學生討論這些問題呢？學校應該如何落實校園民主，而不再用假民主敷衍了事？如果你曾為此思量，不妨看看《老師，我有話要說：學生權利守則》怎麼說。

改作文錯了嗎？怎麼改作文更好？

轉自黃武雄臉書文章

最近因為黃武雄老師分享一位教師改學生作文的照片，並加以評論，再度引起一些討論。然而，討論經常圍繞在「學生和老師誰寫得比較好」，或論及在這樣的批改與作文教學氛圍下，難怪學生的寫作能力不佳。

　　不過，只看到這麼一張照片，其實就只能從照片中的訊息來討論。若單純比較學生與老師寫的文字，其實並不容易辨其優劣，將爸爸譬喻為一棵樹，或以轉化寫自己沾染父親的氣質，各有其優點。比較的基準不同，也會影響評價。因此，我認為不太適合針對學生還是老師寫得比較好來評論。

　　但是，今天老師是出題者與批改者，事情就沒那麼簡單了。首先，老師決定這個題目時，是否有訂定學習目標與能力要點？告訴學生時，有沒有將寫作重點完整傳達？其次，老師有無依據學習目標設定批改的標準或方式？批改的內容有沒有合乎學生的原意？批改時有沒有清楚表達建議學生改進的地方為何？最後，老師是否期望學生仍舊喜歡書寫？

　　我認為，老師面對學生的作文或較開放性的作業時，實在不應紅筆一劃，全盤否定。全盤否定將造成的，是學生對寫作的畏懼或厭惡，我相信這是老師們不願看到的，一旦畏懼了、厭惡了，是更不可能寫出任何好文章了。改作文，最重要的首要工作應該是鼓勵，無論學生寫得如何，都要找到一個，甚至兩至三個優點，肯定學生的創意、用心或努力。而後是給予建議，如果老師有明確說明這項寫作練習的要點，批改時應該可以提點學生未能達成的目標，亦可建議改進的方向，如果可以不寫出自己認為好的句子就盡量不寫，因為任何人的寫作都不應該被範例限制，若要寫，可特別告訴學生：「這是老師的想法，給你參考，我更期待你再與老師分享自己修改的版本喔！」是的，最後不妨給予學生期待，讓學生有再次思考、修正、進步的空間和機會，很可能幾次修改後，會出現令人驚豔的作品呢！

　　如果學生喜歡書寫，必然得在批改作文時多下點功夫、多花點心力，多鼓勵，再建議，千萬別大筆一揮就抹去學生努力的痕跡。

《刺客聶隱娘》：關係的決斷，一個人的自由

刺客聶隱娘 / 侯孝賢 / 2015

　　侯孝賢導演的《刺客聶隱娘》上映一個多月，許多影評人或電影愛好者都已經談過自己的詮釋，使處處留白的聶隱娘藉觀眾的眼睛更加豐富起來。正巧最近研讀文學批評中的讀者取向理論（Reader-oriented Criticism），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便提出一個作品留有越多未定性和空白——也就是未言盡之處——就越能展現藝術效果，因為這樣的文本讓讀者（或觀看者）運用自己的生命經驗、信念與想像力參與其中，成為創造意義的一份子。所以他說：「文學作品意義的未定性與意義空白絕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作品的缺陷，而是作品產生效果的根本出發點。」

　　若以上述觀點來看侯孝賢導演的《刺客聶隱娘》，就有趣多了。對於需要劇情的觀者而言，可能會因電影中省略許多對於人物關係或人物背景的描述而困擾，但侯孝賢導演將44萬呎底片剪接剩下1萬呎，成為一部接近兩小時的電影，選擇了將哪些東西呈現在觀者眼前，而哪些省去不說，自然有其用意。就如片中寡言的聶隱娘，也如我們在生活中遇見的所有沉默與難以言說的情感，無法被固定在某些片面的詞彙或邏輯之上，只能感受。感受，才是生命最真實的樣貌。

　　作為一位觀賞者，我自然也在觀賞中自行填補了那些空白，自行創造了於我而言聶隱娘的意義。為此，在觀賞電影前我沒做什麼功課，希望能自己去直面作品。後來看到許多精采的影評，其中也包括編劇謝海盟寫下諸多背景設定，但最珍貴的，還是剛看完沒多久，那自己醞釀出來的感想吧。

—下文有透露劇情，若您擔心影響觀賞心情，請自行斟酌閱讀—

學測指考合一？我們期望學生如何走向未來？

高中校長為何支持學測延後，和指考合一？

北市教育團體連署學測延至五、六月舉行，北市高中多數校長支持，台中一中校長陳木柱、高雄女中校長黃秀霞也認同，並指學測、指考二合一是未來趨勢。教育團體連署學測時間往後延，並以考試分發為主，甄選入學為輔，繁星推薦加個人申請名額不超過五成。高中校長大多同意學測時間延後，但對減少甄選比例反應不一。（引自2015.09.21 聯合報：學測、指考合一 北市多數高中支持）

　　因為這則新聞，最近又有些關於學測與指考是否應該合一的討論。其中不乏針對入學方式、貧富落差的論述，但若針對新聞中部分校長提出的想法來看，會發現校長們支持學測延後、與指考合一的原因，似乎有其漏洞。例如建中校長徐建國認為「已錄取大學的學生四月後可能荒廢課業。學測延後舉行有助完整學習。」雄中校長謝文斌則說「因學生除了準備學測，還要準備申請入學被審資料和面試，下學期學習狀況較為凌亂。」而大考中心正著手改善方案，期望讓「高三教學正常化」。

　　期望學生能夠「完整學習」，師生能夠「教學正常化」，立意良好。但是，這樣的「完整學習」、「教學正常化」到底是以學生為出發點，還是為了學校管理方便？學測和指考的目的和形式本就不同，合一之後，究竟是對學生好，還是減輕學校的負擔？